《红与黑》| 浪漫中心,危险边缘

特别鸣谢本文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郝岚教授

孟氏《红与黑》里的“错置”

2023年11月3日,孟京辉携《红与黑》剧组在天津大剧院实现首演,算是天津文化界的盛事,从三天的票房看,非常成功。


孟京辉多年来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特别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不断拓展和大胆改编,尽管聚讼纷纭,但其拓展和改编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产品的一种致敬,值得所有人尊重!经典,不是用来封存膜拜的,它就是在不断被重读、被再创作中,以开放的姿态,持续增长和“生成”的过去的一切总和。

孟京辉的价值在于,在看似先锋、荒诞的形式下,他的所有戏剧都是要为人寻找定位,在与过去的经典对话中,追问当代意义。他就是要在这个历史长卷里“签名”,有着对历史大声喊出“我也在这里”的雄心!在这一点上,孟京辉和司汤达是精神相通的。

《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欧洲小说将目光聚焦在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之上,当时流行的若不是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是些奇思妙想的浪漫传奇了。

司汤达将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凝聚在个人身上,去描绘“当代的历史肖像”。

因此,这部戏在孟氏的戏剧中意义独特。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当代人的价值,他就不需要这么做。这是最古典的“人文主义”,温暖又强烈

孟京辉的《红与黑》不仅在形式上使用了钢架、影像、沉浸式表演等多样形式,他还有大量的刻意“错置”。

戏剧一开始,于连在市长的要求下背诵了一段德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事实上,尼采出生的时候,司汤达已经去世两年了,这一细节其关键在于孟京辉想要把于连处理成一个个人意志与世界进程之间极度冲突的战斗者,因此剧中于连独白:“人类是一条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条高悬于深渊的绳索。”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你必须赞美孟氏戏剧的团队,其剧本的深度和构作者的雄心。

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有个深深的“互文”,不是于连会背尼采,而是晚生的尼采在他后来的自传里,对司汤达曾激赏有加:“这个司汤达完全不可估量,以他那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以他那对事实的把握能力,后者能让人想到最伟大的时间的来临──根据爪子认出了拿破仑。”他指的这个“爪子”恰恰是于连,以此可以辨识出拿破仑时代的精神气质,他个人命运的起伏,在小说描述的不足三年里,浓缩了法国那风起云涌的“最伟大的时间”。

在一个戏剧的想象的时空里,错置是有价值的,它其实表达了一种观念:有时候,有些人与事不是由当代人定义,而是由后人定义的,比如,尼采重新定义的于连,错置在于连自己的独白里。

其实如果重新思考历史的线性进步主义的局限性,那么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互相定义的,这正是司汤达被低估的部分:

他不只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其实也是浪漫主义的轻骑兵、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拥护者。

在他笔下,每一个人都是环境和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在巨大舞台上三层的钢架结构,将小说里暗流涌动的阶层性流动外化出来,于连在小镇市长家里时,从一层想要爬到市长夫人的二层,那些独白、手持横梯前进又后退、爬上一半又左闪右挪的夸张肢体动作,目的不是让观众发笑,而是让我们体味一个木匠的儿子,社会的最底层,想要跃升到上一层的犹疑、艰难和恐惧。

而下半场,于连去了巴黎侯爵府,梅婷扮演的市长夫人虽则依旧美丽动人,但是已经处在舞台的左下角,钢架结构的最下层。因为和巴黎的贵族相比,处于外省小镇的市长夫人,虽然富有,但是被巴黎侯爵重新定义之后,在阶层和地理位置上,既是下层的也是边缘的。

当环境和条件改变,一切都成了特定产物,他们又定义了历史的特殊时刻,成为历史的画像,这就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所说的“历史观相学”。

戏剧下半部是从一个着现代服装的女歌手上台哼唱开始的,之后也有两位现代女歌手各坐舞台两端弹唱异域风情的歌曲。看似是拼贴的错置,但请注意这正发生在从外省小城到巴黎的场景之中。

在小城里,他孕育着的英雄主义是浪漫的,别忘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以拿破仑命名的,这首曲子的独特在于没有故事性的展开,而是强烈表达了英雄的意志和革命的激情,这都是于连形象的重要核心。

来到巴黎以后的于连,处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看似良善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戏剧中间题引了马基雅维利的话其意义正在于此。于连虽然在不得已自我“进化”,但仍然难逃厄运,他只能自我分裂最终做出疯狂举动,如同跳脱的现代音乐在一个旧的故事里嵌入。

或许你也会注意到戏剧下半场于连和玛蒂尔德小姐交往时出现的打字机以及两个冒着雪花的小小电视屏幕,无疑,不要说它们的量化生产、即使是被发明出来的时间都晚于司汤达这部小说,我认为导演是用打字机一方面形式化了那些鸿雁传书,另一方面呼应了用互相扔书的肢体动作表达的于连与小姐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与“掉书袋”,最终小姐爱上于连正是因为这些智识性交流。

于连作为一个下层人的儿子,如此博学,正是拜民主所赐:这是法国启蒙运动以后,依靠那些“生产知识的机器”:印刷机(以及后来的打字机)来实现的。而电视机作为上世纪20年代才发明的媒介,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不仅比印刷机更为深入,同时象征着由传播媒介带来的不可阻挡的大众化时代的来临。

在这出戏里,它一直被摆在远景,暗示着舞台上爱

“小说是19世纪的喜剧”,别忘了喜剧关键在讽刺和批判。

现在孟京辉把这个小说改为戏剧,他用大量的错置,高度浓缩了500页的小说,并且符号性地暗示了大量背景材料。由于叙述的不完整性,因此看戏是有门槛的:你必须对小说情节熟悉;由于其大量错置带来的冲击,你也必须带着审美的惊奇去玩味其深意。

所以,孟氏戏剧看似调侃、热闹,实则有深度、有要求,如果观众无法克服那些刻意设置的障碍,你很可能就成为司汤达讨厌的庸众,孟京辉调侃的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敢于自嘲是当代人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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